[摘要]有關兒童錯誤記憶的研究是心理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促使兒童產生錯誤記憶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易受暗示性、壓力、訪談技術、認知不成熟等。源檢測理論和模糊痕跡理論是目前解釋兒童錯誤記憶產生機制的兩種主要理論，前者認為根據記憶的特征判斷記憶的來源可以檢測記憶的真實程度，后者則認為記憶痕跡的強弱決定了個體記憶編碼與提取的準確度。目前有關兒童錯誤記憶的臨床與實驗研究都存在一些缺陷，研究者應當更加注重自然情境下兒童錨誤記憶的真實表現。
[關鍵詞]錯誤記憶；源檢測理論；模糊痕跡理論
一、引言
心理學家對錯誤記憶的研究貫穿了整個20世紀，但是直到現在仍未就造成錯誤記憶的原因形成一致的理論解釋。比奈(Binet，1900)最早研究了兒童因其易受暗示的心理特征而產生的錯誤記憶，他發現，一旦兒童對重復的問題作出了錯誤的回答，這一回答就將和他對該事件的記憶相混淆，使其產生錯誤記憶。德國的斯特恩(stern，1910)用實驗證明了兒童的記憶并非總是準確無誤，如他先向兒童呈現事物，而后用一系列具有誤導性的問題檢驗其記憶，發現兒童記憶存在歪曲現象�？娝固夭�(Munsterberg，1908)在其著作《目擊者的立場》中指出由于記憶可能存在錯誤而使得目擊者證詞不一定可靠，這使兒童的錯誤記憶在隨后的研究中受到越來越多心理學家和法律工作者的關注，因為許多針對兒童的犯罪行為需要兒童提供證詞，而證詞的有效性是法庭判案的重要依據�；谶@一現實需要，記憶心理學家們開始從探討影響幼兒錯誤記憶的因素著手，分析兒童錯誤記憶產生的內在機理。
二、兒童錯誤記憶的影響因素
(一)易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
兒童錯誤記憶的影響因素很多，其中易受暗示性被普遍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塞西和布魯克(ceci&Bruck，1993)發現，當個體努力去回憶一個事件的時候，在該事件之前和之后接受的信息都有可能影響個體對該事件的回憶。因此，他們把易受暗示性定義為“一種影響兒童對某一事件的編碼、儲存、提取與報告的社會及心理因素�！贝罅垦芯勘砻�，易受暗示性的影響不僅發生在實驗室里，而且也發生在現實世界里。如海曼和比林斯(Hyman&Billings)經過研究發現，青年在接受重復的暗示性問題后，傾向于產生錯誤的有關兒童時代的記憶。塞西和布魯克在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元分析后指出，兒童記憶中的關鍵事件易于受暗示的影響而產生錯誤的和不正確的解釋，其原因是引導性問題或暗示性問題(leading or suggestive questions)中所包含的一些潛在信息使兒童感到困惑。兒童有時會將這些信息納入到他們的記憶里，從而導致記憶的扭曲。隨后有許多研究者嘗試用多種技術來克服這種不利的影響。另一些研究則指出不僅問題的內容影響其后的報告，而且問題的措辭方式也可能影響兒童如何回答問題。與開放式問題相比，那些要重復用“是”或“否”來回答的是非性問題更容易讓年幼兒童產生錯誤的記憶和作出錯誤的回答。此外，兒童常猜測成人的觀點，把成人作為權威的象征。因此易于作出與成人希望聽到以及成人斷言的內容相一致的回答。如果成人采用引導性的問題對兒童進行提問，可能會導致兒童重寫有關事件的原始記憶，將問題中一些不正確的信息納入到自己的原始記憶里。
(二)壓力
在考察兒童記憶與壓力之間的關系時，有的研究報告高壓力有利于記憶，有的研究認為壓力不影響記憶，還有的研究則認為高水平壓力對記憶有損害。在這些研究中，有的報告了壓力對易受暗示性的影響，而有的研究則認為壓力與易受暗示性之間無關聯。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分歧，可能有多種原因，如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不一樣、兒童的生活經驗有差異、記憶的心理機制有區別、信息的類型不同、不同的記憶過程以及壓力的影響可能有強弱等。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在記憶的不同階段，壓力會對記憶產生不同的影響，如在編碼階段，壓力有助于信息的貯存，而在記憶檢索階段，壓力的人侵則可能損害儲存的內容。近年來，隨著對兒童目擊證詞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導致兒童對目擊事件產生錯誤記憶的壓力主要與訪談時的情境及目擊者的個體特性有關。
(三)訪談技術
當前有許多研究者集中關注如何發展訪談技術，以便盡可能從兒童那里獲得更多精確的信息，縮減其不正確的報告。近年來在有關兒童虐待的研究中，人們特別關注兒童報告虐待事件的真實性，因為在這一類案件中，兒童常常是惟一的目擊者。目前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技術有重復提問(re-peated question)、刻板歸納(stereotype induction)、鼓勵(incentives)等。此外，在對兒童調查訪談期間，還常常讓兒童對所述的事件用繪畫來說明，這在歐洲一些國家已被作為標準的信息收集技術而得到廣泛運用。然而，近年來更多的研究表明，繪畫和訪談技術也有可能引出兒童的錯誤報告，即也可能給兒童移植錯誤記憶。人們發現，對于經歷過的真實經驗，兒童能通過想像重新在頭腦中創建一個包含有豐富細節和錯誤信息的故事，這使得任何訪談技術都有可能引起兒童的錯誤記憶。
(四)認知不成熟(CognitiveImmaturity)
兒童不僅容易把錯誤的信息納入他們的記憶中，而且很容易忘記他們經驗到的一些事情的關鍵細節，這主要是因為兒童在信息的編碼、儲存、回憶、檢索等方面缺乏一些必要的能力，從而使兒童的記憶能力變得很弱。兒童往往會用過去經歷的事件來重構或復寫他們的記憶，或者用這些重構或復寫的記憶去填補對某些事件記憶的空缺。有關記憶能力的年齡差異的研究發現，越是年幼的兒童越易于受暗示的影響，這使得兒童在接受某些訪談時產生的錯誤記憶更多，如在自由回憶、誤導提問、直接提問等情況下。
(五)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
在記憶檢索階段，年幼兒童很容易把過去的事情納入到對當前事件的記憶中去，這是因為他們缺乏相應的執行功能，不能有效抑制錯誤信息的影響。所謂執行功能指大腦有效地阻止從不同地點和時間接受的信息混淆起來的能力，它主要承擔著高水平程序控制的任務，包括個體的行動(如計劃、協調和抑制刺激等)�，F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兒童在四歲以前一般不具備相應的執行功能，如普爾和琳賽等人(Poole，1995；Lindsay，1996)在他們的研究中試圖訓練兒童去區分正確的信息源與錯誤的信息源，包括在實踐中拒絕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結果顯示，不僅三歲兒童，甚至八歲兒童都不能完全排除錯誤的信息源對他們的消極影響。
三、解釋兒童錯誤記憶產生機制的主要理論
有許多理論試圖對兒童錯誤記憶的產生機制做出解釋，其中，源檢測理論和模糊痕跡理論是兩種主要的理論。
(一)源檢測理論(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簡稱SMF)
約翰遜(Johnson，1993)和他的同事們在對錯誤記憶進行大量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并形成了源檢
測理論。源檢測即判斷記憶的來源，通常有內源和外源兩種，對應的有三類源檢測：外源檢測、內源檢測和內一外源檢測。記憶有許多特征，利用這些記憶特征可以識別其記憶源，這些特征主要包括空間背景、時間信息、媒介等。信息表征中的經驗包含了記憶源周圍環境的諸多重要信息，會影響個體記憶編碼的強弱。源檢測理論認為不精確的個體報告是個體混淆了其回憶的信息源的結果，在這一假設的基礎上，約翰遜、哈史托蒂和琳賽(Jonhnson，Hashtroudi&Lindsay)等人提出如果個體采用源檢測技術，將會減少錯誤回憶，但這需要個體評估其記憶特性。此外，源檢測理論認為當個體對信息進行記憶時，是個體自身決定著操作的程序，這也就意味著記憶檢索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程序。許多訪談方式都采用了這一假設，目的是使兒童自己有意識地去決定記憶的程序，并知道他們回憶的信息來自于那里。
朱密和紐科姆(Drummey＆Newcombe，2002)研究兒童的源檢測能力時發現4歲和6歲兒童之間的源檢測能力有實質性的變化。這種轉化顯然與兒童的心理理論發展相一致，這將不僅有利于研究源檢測能力的出現是否可以作為易受暗示性的預測，還有利于探索兒童的源檢測能力什么時候開始形成以及是如何形成的，進而判斷兒童在某個特殊年齡階段作出的報告是否可靠。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通過一些發展兒童源檢測能力的技術很可能會增加兒童對過去經驗報告的可靠性。
(二)模糊痕跡理論(Fuzzy-TraceTheory，簡稱m)
模糊痕跡理論認為記憶痕跡是對編碼時采取的模式再認與解釋性分析的記載，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受誤導信息暗示的影響，記憶痕跡中結合在一起的信息特征就有可能會松動甚至完全分離，于是在提取階段這些特征有可能被重新組合，這意味著記憶信息在編碼與提取階段都有可能被歪曲。另外，模糊痕跡理論還假設解釋性的語義特征越多，對原有材料的編碼與提取就越困難。痕跡的強度是抑制事后信息干擾的主要機制，痕跡越弱越易被沖淡、混合或復寫。痕跡的模糊性程度則可能是抑制事后信息干擾的另一重要機制，如字面的痕跡不如逐字逐句或對要點表征的痕跡具有更強的抗暗示性。這兩種機制都可用于解釋為什么弱的痕跡更容易被干擾。痕跡與對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有關，弱痕跡即有關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之間的結合比較松散，這使得記憶易受暗示性信息的干擾，而且可能為錯誤的暗示提供一個編碼的環境，使錯誤的信息進入記憶并被編碼，從而產生痕跡共存�？梢�，個體一旦獲得錯誤的暗示，由于有關先前事件的弱痕跡無法與共存的強錯誤痕跡競爭，結果使先前事件的內容難以被提取，而誤導性的暗示反而更可能被回憶。根據模糊痕跡理論，記憶扭曲很有可能存在著年齡特征，年幼的兒童因為其編碼痕跡弱，加之他們更多地是對字面的知覺特征進行編碼，而非逐字逐句或對要點進行表征，從而使他們更易受暗示。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持否定意見，認為只有當某些條件具備時(如錯誤暗示的強度與先前痕跡發生交互作用)，記憶扭曲才會發生，并認為事件的類型是影響記憶扭曲的重要因素(如包含有動作的動力事件可能比其他類型事件保留的痕跡更持久)。
四、簡評與展望
綜上所述，有關兒童錯誤記憶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臨床研究和實驗研究等方面。在臨床上最明顯的不足是如果兒童發生了錯誤記憶，目前仍然缺乏有效辨別的手段。此外，對于信息源的可靠性，仍需要進行認真的考察。在實驗室的研究中，通過設置一些錯誤信息，就可以使被試宣稱事實上不存在的事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這表明錯誤記憶并不依賴于特殊的情感或特殊的認知加工。不過在實驗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如兒童在報告中對于錯誤記憶的陳述是兒童真的非�？隙ù_實如此呢，還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導致的?這些研究成果能否被推廣到現實中，以幫助成人確定兒童有關虐待等的創傷記憶的真實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未來需要重視在自然情境下對兒童錯誤記憶開展研究，有關臨床和實驗室范式的研究畢竟與真實的情況不完全一致。此外，近年來一些研究者提出，如果把錯誤記憶與記憶恢復結合起來研究，將可能獲得更有價值的結論，這是因為把錯誤記憶與記憶恢復放在一起研究，能夠區別二者在認知偏好、確信度、記得或知道等判斷上的差異，并可以考察情緒、喚醒水平以及人格因素等的影響。
